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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守望无声世界
发表日期：2014年10月22日
与小伟的对话宛如一次充满未知的探索。
见面初始，他生怯地低着头，捏着手指，不时抬头看一下在周边玩耍的小伙伴。最终，在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才开始抬起头回应记者的提问，并用含混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出，“我叫陈小伟，今年12岁，来自河北衡水，爸爸妈妈在北京打工，我爱吃凉面，我以后想当特种兵……”
小伟是个长相清秀的小男孩，皮肤白净，眼睛明亮而清澈，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他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右耳上佩戴着一个小小的助听器。
小伟是一名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听障儿童。
“迫切需要抢救性康复治疗”
整个沟通始终伴随着误差和障碍，对话几度无法继续。无奈之余，小伟几次“夺过”记者的采访本和笔，把自己说不清楚的话写下来，每一笔都甚为认真。在整个对话过程中，站在一旁的老师全贵云不时地充当着解说和翻译的角色。
今年46岁的全贵云是北京市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的主任，也是小伟的老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且拥有多年聋儿康复经验的她，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农民工家庭的听障儿童提供康复治疗和教育。
“这些听障儿童长期缺乏对声音的感知，言语清晰度和表达能力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存在很大的欠缺，也就不能进入普通的学校学习，又大多因为家庭贫困，没有办法进入私立的特殊学校。”在全贵云看来，这些农民工家庭的听障儿童原本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守护，但其生存状态堪忧：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较差，听力障碍严重影响了其言语机能的发育，语言发展的迟滞又阻碍了他们对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贫困，受关注度不够，他们的家庭往往未能在早期发现孩子的听力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最终错过听力康复的最佳时机而迫切需要抢救性的康复治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目前共有76个像小伟一样的听障儿童，最小的只有1岁半，最大的已经17岁，他们的家庭状况大都较为贫困。
“植入一套人工耳蜗需要20万元左右，安装一个好一些的助听器也要4万元，一般的农民工家庭很难去承担植入人工耳蜗甚至是购买助听器的费用。”全贵云说。
据全贵云介绍，康复中心最小的孩子今年只有1岁半，父母都是聋哑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父母没有办法及时感知到孩子日常情绪的变化，久而久之孩子总是以摔东西的方式来表达意愿。“但在学校里，只要孩子发出语气词比如‘啊’，就可以引起老师的注意，及时沟通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全贵云说道。
“有些捐赠物品我们不需要”
对于听障儿童而言，如何让其开口说话是最大的难题。为此，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尤其强调采用“一对一个别化训练”方法帮助他们恢复言语技能，但这也同时意味着需要增添更多的师资。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看到，整个康复中心的室内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却容纳了近百人。康复中心共有14间房子，其中有5间是功能性教室，需要合用或者轮流使用，其余的一些房间则为老师和孩子的宿舍、厨房以及老师的办公场所等。由于教室数量有限加之空间狭小，几位有着年轻面孔的老师正在宿舍对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言语技能恢复训练，宿舍已经发挥了教室的功用。
据了解，康复中心目前共有21名老师，有一多半是90后，他们每月工资仅有2200元左右，“如何弥补资金缺口，及时发出工资并且留住老师”成为康复中心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
“工资低而且不能及时发，老师的流动性也就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老师要求和期望会高一些，有的工作了一两年便离开了，只有少数几位是和我一起从机构创立工作到现在的。”全贵云脸上写满了无奈。
全贵云坦陈，康复中心的孩子们会交纳一些学费和生活费，依据家庭经济情况的不同，每人每月大约800元至3000元不等，也有一些家庭极度贫困的孩子没有交纳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康复中心的日常运营大部分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资金缺口只能从社会和企业的爱心捐赠中去弥补。
除此之外，全贵云直言，康复中心目前的另一个困扰就是“有些捐赠的物品并不需要”。她告诉记者，以前康复中心接收到的捐赠物品大多数是书包、书籍、玩具等，但这些物品有时却处于“富余”状态，而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能又转赠给其他的机构或学校。
“有的孩子光书包就有好几个了，还有一些捐赠的书籍并不适合孩子看，但事实上这些孩子有时连牛奶都喝不上，米、面、油等也时常处于匮乏状态，我们希望爱心人士如果有意愿捐赠的话，最好是提前与我们沟通确认一下，不然送来的东西可能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全贵云说。
康复中心资助企业之一的道客巴巴网站主编王银凤说：“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康复中心的过道中摆满了另一家企业捐赠的成箱的卤蛋，孩子们每天吃卤蛋，都要吃吐了。”后来，通过了解康复中心的需求，他们为孩子们购置了4张大鼓，锻炼其对声音的敏感度。9月13日，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在北京恒基中心商场举办了一场感恩义演，开场节目便是孩子们带来的精彩的大鼓表演。
长大后走向社会何去何从？
莹莹是康复中心年龄最大的孩子，今年17岁了。看着日渐成熟和懂事的莹莹，全贵云却是忧心忡忡：以后若是离开康复中心，她将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由于先天的缺陷以及后天成长环境的差别，一些农民工家庭的听障儿童在社会适应能力和生存、生活技能掌握方面与社会上同龄的孩子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全贵云看来，像莹莹这样的孩子在离开康复中心后能不能顺利实现就业依旧是个疑问，未来的生存状况着实让人担忧，所以她打算与莹莹的父母商量，让莹莹18岁以后能够留在康复中心，做一些适合她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但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这么多的孩子早晚肯定要走向社会的。”
全贵云告诉记者，她希望未来能够开办一个介于聋哑学校和正常学校之间的“中间学校”，在呵护这些听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同时，开展和就业相关的、有针对性的“后续教育”，让他们掌握一项可以终身受用的生存技能；另一方面，积极和相关的企业对接、合作，帮助听障儿童顺利实现就业，最终形成类似于英国、香港等地的“社会企业”运营模式。
事实上，“社会企业”模式的核心要义就是一些企业通过商业手法运作，调动社会力量，为竞争力稍逊的弱势群体提供培训或本地服务，创造就业机会，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如国外的一些盲人咖啡厅或者流浪汉家具加工厂等就是采用此种模式。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其中听力残疾2054万人，言语残疾130万人。另外，约有七成多残疾人生活在农村，其就业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多数没有独立的经济保障。如何针对这类群体构建一种有效的职业教育机制，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就业能力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难题。
那么，全贵云所讲述的关于“社会企业”模式的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实现路径在哪里？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张网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我国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发展较好的社会企业可谓寥若晨星，这与庞大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
张网成告诉记者，“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面临很多瓶颈，受到政策、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但最根本的还是资金投入不足，不管政府还是社会，资金来源渠道亟待打通，应该形成一种‘以政府为主、社会配套’的供给机制，同时在税收等方面对这类社会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而这首先需要政府撬动固有的格局。”
在采访快要结束之时，正值孩子们中午用餐时间，整个康复中心弥漫着缕缕饭香，包括小伟、莹莹在内的几个孩子纷纷围坐在全贵云的身边，用近乎记者“听不懂”的发音讨论着今天中午饭菜的内容，彼此的脸上写满了心满意足的喜悦，并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在孩子们无声的世界中，在全贵云艰辛守护的日子里，这样温馨和美的氛围显得弥足珍贵，但它能持续多久，我们无从知晓。
（文中陈小伟、莹莹均为化名）
原文链接：http://media.workercn.cn/sites/media/grrb/2014_10/16/GR0501.htm
